名人评价陈嘉庚三
发布时间:2008-06-02 浏览次数:

八九十年代对陈嘉庚的题词与评价


  1981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胡耀邦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定了陈嘉庚先生是“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做出重要贡献的著名爱国人士”。

  1983年10月18日,国家主席李先念到集美学村视察并题词:“学习陈嘉庚先生为发展祖国教育事业而奋斗的精神”。

  1984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四个单位为陈嘉庚先生诞辰110周年出版陈嘉庚画册,邓小平同志为该画册题词:“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 陈嘉庚”

  1990年11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在厦门大学举行的陈嘉庚奖第三次颁奖暨“陈嘉庚星”命名大会上发表讲话说:“陈嘉庚先生对中华民族充满了深情挚爱,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做出了终身奉献。他以令人敬佩的勇气和赤诚,支持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努力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当年毛泽东曾称赞他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也对他“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的精神予以高度评价。陈嘉庚先生热爱祖国,富有远见,突出表现为他对于教育事业的执著追求和卓著贡献。他为兴办学校,特别是集美学村、厦门大学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培育了众多的人才,在海外侨胞中树立了为祖国、为家乡兴办教育的光辉榜样。陈嘉庚奖的设立,既是对他遗志的继承,也是对他很好的纪念。

  1993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同志为集美学校80周年校庆题词:“弘扬嘉庚先生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经济腾飞、教育发达和祖国统一大业。”

  1994年6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到厦门视察时,接见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说:“陈嘉庚先生是著名的爱国华侨,今年是他诞辰 120周年,逝世 33周年,他一生为祖国、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陈嘉庚先生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令人敬佩,他热心教育令人称颂、敬仰,厦门人民、福建人民、全国人民都应该怀念他,学习他!
    以上摘自《集美校友》,1994年第3期,第2页.

  199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福建省暨厦门市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120周年大会上讲话。他在讲话中转达了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祝词。他说:“江泽民总书记指出:‘要发扬陈嘉庚先生爱国精神、重视教育的思想,努力办好教育,加快人才培养。’江泽民同志题词:‘弘扬嘉庚爱国精神,振兴中华教育事业。’李鹏同志题词:‘爱国爱乡,兴教兴学。’”
  李岚清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对陈嘉庚先生表示深切的怀念,并对陈嘉庚先生作了崇高评价。他在讲话中说:

  陈嘉庚先生 1874年 10月 21日诞生于厦门集美,1961年 8月12日逝世于北京。陈嘉庚的名字是同中国近代华侨史、教育史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一生是爱国爱乡、兴教兴学、服务社会、造福人类的一生。在半个世纪的奋斗生涯中,他为民族的独立、解放和祖国的统一、富强,特别是为发展教育事业和振兴中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给祖国和人民留下了光辉的业绩和陈嘉庚精神,赢得了全国人民、海外华侨的尊敬和爱戴,为人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陈嘉庚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早年参加同盟会,从经济上大力支持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他组织和发动南洋华侨筹赈难民总会支持祖国抗日战争,不畏邪恶,大义凛然,同国内的投降派、妥协派作坚决的斗争,并组织新加坡抗敌动员总会,领导新加坡华侨进行英勇的抗日斗争。他热爱中国共产党,曾在抗日期间冲破重重阻挠到延安考察,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毛主席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尽心尽力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毅然从南洋回国定居,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不顾耄耋之年,驰驱祖国各地考察,积极为国家建设献计献策。他努力推动华侨爱国大团结,鼓励和引导华侨支持祖国建设。他竭力维护祖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始终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大业,在遗嘱中仍念念不忘;台湾必须归中国”。陈嘉庚先生的一生紧跟时代步伐,矢志追求真理,把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热爱社会主义统一起来,形成了陈嘉庚先生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陈嘉庚先生还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一生兴教兴学,爱国爱乡,两者是一脉相通的。兴教兴学是他爱国爱乡的生动体现,爱国爱乡是他兴教兴学的力量源泉。他目睹祖国之贫困落后,抱“诚以救国既乏术,亦只有兴学之一方”的信念,倡导“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的思想,始终以“办教育为职志”,身体力行,不懈努力,创办了厦门大学、集美学村和南洋诸多华文学校,并资助闽南各地兴办中小学。即使在先生自己所办企业受挫,资金拮据的情况下,陈先生仍百折不挠,倾资兴学。他说:“企业可以收盘,学校不能不办”;“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他对教育可以倾其资产,自己却克勤克俭,生活节俭,衣着简朴,待客不讲排场,临终还将余下的三百万元全部捐献给国家。他把一生积累用于教育,充分表现出陈嘉庚先生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倾其心血,矢志教育的崇高品德。……
    选自《集美校友》1994年第5期,第2~3页。

  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于1990年1月5日在北京科学会堂举行“陈嘉庚奖”第二次颁奖大会的讲话中称:“很敬佩陈嘉庚先生在很困难的时候兴办教育,这是一种很有眼光,有奋斗精神的举动。”
    转引自《陈嘉庚研究》1992年(总第九期)年刊,第19页.

  杨振宁教授还于1992年8月20日在香港举行的陈嘉庚国际学会成立大会上说:“陈嘉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赤手空拳,在东南亚创建了一个庞大的企业。尤其值得大家佩服的,是刚才潘教授(指成立大会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潘国驹)讲的,他为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贡献了全部财富,兴办了从小学到大学的一系列学校。我想,在中国历史上,这样努力倾资兴学,应该是从陈嘉庚先生开始的。
    转引自《集美校友》1992年第6期,第4页。

  厦门大学陈碧笙教授:《对于陈嘉庚的评价》(全文)
  陈嘉庚是当代华侨最杰出的领袖,是华侨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
  第一,陈嘉庚是华侨史上第一个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活动集合于一身的领袖人物。他以经营企业起家,在凭借财力倡导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卓著成效之后,进而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最后成为广大侨胞共同钦仰的威信很高的领袖。他不仅是一个著名的企业家、慈善家、兴学家和社会改革家,而且还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尽管他经常自谦“不懂政治”。
  第二,他是华侨史上第一个把东南亚各地华侨组织在一个统一的团体之内的领袖人物,在他所倡导的“南侨筹赈总会”存在的十多年间(1938~1949),东南亚华侨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统一的组织,第一次有了共同奋斗的目标和共同行动的纲领,因而也就第一次能够在许多有关切身利益问题上团结起来,采取联合一致的行动,从而对当时东南亚的局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三,他是华侨史上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捍卫华侨利益的领袖人物。他曾经顶住英国殖民政府的压力,向国联调查团揭露鸦片公卖政策对华侨的毒害,在新加坡参事局中反对限制华人种植水稻,致函新加坡总督抗议驱逐侯西反出境,发表声明驳斥某国殖民军司令白思华中将对华人的诬蔑,谴责荷兰殖民军屠杀巨港华侨,积极调查华侨在二次大战中的损失,筹建华侨死难纪念碑,致电苏加诺要求共同维护印尼人民与华侨的友谊等等。他的公正言论和斗争精神赢得广大侨胞的钦敬和信任,使他成为华侨利益的捍卫者和代言人。
  第四,陈嘉庚是华侨史上第一个把东南亚华侨利益与祖国命运密切联结在一起的领袖人物。他一方面通过倡办华文中学和华文报刊,使广大侨胞的文化水平和民族意识迅速得到提高,另一方面,通过自己在祖国兴学和支援祖国抗战等模范行动,有力地推动了广大侨胞更加关心祖国,热爱祖国,积极参加祖国的改革和建设。在他的倡导和带动下,东南亚侨胞与祖国关系的密切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地步。
  陈嘉庚是属于华侨出身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一生所做出的贡献,他可以说是孙中山以后中国现代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
  选自《陈嘉庚传》1981年4月,第206~207页

  项南:《陈嘉庚的精神力量》(《回忆陈嘉庚》序)(全文)
  去年仲夏,我到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访问。在我所接触的华族、马来族和其他民族的朋友中了解到,尽管陈嘉庚离开我们已达三十多年,但他的影响仍然深深地留在我国和南洋各族人民的心中。
  陈嘉庚一生对中华民族和南洋各族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是跨越国界和跨越世纪的。
  一生勤奋的陈嘉庚,不仅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还积累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陈嘉庚倾注全部财力和精力用于提高民族素质的教育事业。早在本世纪初,他就建立了一整套从幼儿教育、基础教育到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教育体系。他从1913年开始创建的集美学村,就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水产学校、农林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幼稚师范学校和商科等。稍后,又建立了厦门大学。这些学校贯穿了一个精神,就是强调教育要和劳动生产相结合,教育要为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服务。他还在南洋各地建了许多同样性质的学校。陈嘉庚办学规模之大,强调教育之早,堪称华侨第一人。
  陈嘉庚虽然富甲东南,但同一些拜金主义者,越富越抠门的“大款”、大富豪是根本不同的,他们赚大钱、谋暴利,无非是为了及时行乐,给自己子孙留下一笔用之不尽的遗产。这些人认为,我挣的钱就是我的,应该由我尽情享受。对自己,是花天酒地,一掷千金,败坏社会风气也在所不惜。对社会,是一毛不拔,没有任何的社会责任感。而陈嘉庚认为,一切财富取之于社会,就应还诸社会。他一生勤俭简朴,粗茶淡饭,除顾家兴学,兴办公益事业之外,不给子孙留下任何遗产。他认为,让后人继承大量遗产,会使智者丧志,愚者更愚。世上拥有大量财产的人,鲜有超过第二代的。这些合法继承人往往成为不事劳动、坐吃山空、挥霍浪费的败家子。可惜许多人至今不愿接受这个教训。
  然而,我认为陈嘉庚最大的精神力量,还在于他不信鬼,不信邪,昂然挺立,不向任何黑暗势力低头。即使他的对手比他强过多少倍,他也要为正义斗争到底。他对英帝国主义是如此,他对荷兰殖民主义者是如此,他对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阀是如此,他对当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当局还是如此。
  陈嘉庚对自己的朋友,对他当时梦寐神驰[注]的延安时代的共产党人,他也只愿当诤友,而不肯盲目附和。他对中国共产党50年代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发起的几次运动和若干重大决策,就不尽赞同,有些还坚决反对。他秉性耿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所以他就以对民族高度负责的精神,秉笔直书,痛陈利弊。当然,在那个极左年代,他的意见是不可能被采纳的。
  经过数十年实践的检验,证明陈嘉庚的意见是对的,这,已为后来社会主义建设屡遭挫折所证实,也为共产党人自己所纠正了。只是老人早已离开人世,长眠于海滨鳌园。
  当然,陈嘉庚是人,不是神,不是什么完美无缺的“圣人”。他一生中也有过缺点和失误。但瑕不掩瑜。陈嘉庚毕竟是个经历了清末、 民国、抗战、避难、解放几个不同年代的伟大人物。经过长达近一个世纪的观察、历炼和实践,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独有的性格和价值观。从他身上迸发出来的这股伟大的精神力量,是我们民族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他受到国内外广大人民的无比崇敬,是当之无愧的。
      一九九四年六月
  注:1946年1月25日,陈嘉庚在其所著《南侨回忆录》并言中说:“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屡有风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其黑白.及至回国慰劳,与各领袖长官、社会名人、报界记者接触,并至延安视察经过,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造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选自《回忆陈嘉庚》,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卢嘉锡:《我所认识的陈嘉庚》(全文)
  行高于世,自有口碑。我从小就听到许多关于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的感人事迹,尤其是关于他的“倾资兴学”。我因而十分崇拜他,觉得他这个人很伟大。后来,我在先生创办的厦门大学学习并工作过多年,尤其是自1937年有幸第一次见到他老人家并在解放前后和他本人有过多次接触后,我对先生的思想和人品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今天,当我们纪念陈嘉庚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时候,我想起毛泽东同志对他曾有过“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的历史性评价。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我觉得先生确实是当之无愧的,他是一位永远值得后世怀念和学习的典范人物。
  陈嘉庚一生创办了十几所大中小学和多所专科学校,办学中,他深得其胞弟陈敬贤先生的鼎力协助,在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人们通常称陈嘉庚为“校主”,称陈敬贤为“二校主”,这种特殊的称呼很能说明陈家兄弟与兴办教育的渊源关系和人们对他们的崇高敬意。
  陈嘉庚先生首先是在家乡集美陆续创办了各种类型的学校,包括男小、女小、男中、女中、男师范、幼师、水产、航海、商业、农林、国学专科学校等,此外还附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和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后来定名“集美学村”。其后,又在厦门创办了厦门大学。
  集美学村中最有影响的当推航海学校,它是解放前我国仅有的两所航海专科学校之一(另一所在上海的吴凇),是当时我国培养航海人才的重要基地,并形成了国内航海方面的两大学派之一。旧中国相当部分的船长、大副、二副等高级船员大都出自集美航海学校。
  从今天来看,陈嘉庚当年创办的集美学村确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创举。办教育可以说是让人们摆脱精神方面的“贫困”,这同摆脱物质方面的贫困一样重要。联想到现在的某些“大款”们手里有钱以后,就吃喝玩乐,一掷千金,更显出了陈嘉庚先生的伟大和远见卓识。
  厦门大学是我学习和长期工作过的母校,相对来说,我对陈嘉庚倾力创办和维持厦大的业绩更有切身的感受。我在厦大读书期间(1928至1934年),就曾为自己的出生地厦门有这么好的一所高等学府而深感庆幸,要不然,像我这样一个“穷教书匠”的儿子,到外地上大学将是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私立时期的厦门大学较之旧时代国内其他大学有许多优越之处,就教授薪金定为三百块大洋这一项就为国内大多数大学所望尘莫及。可是后来我了解到,为办好厦大,校主在海外却承担着比我这样的学子更难以想象的巨大经济压力。
  陈嘉庚在海外的经济事业曾有过辉煌的成功,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加深,他的经济事业从1926年起开始走下坡;至1928年,整个资产损失过半;而后遇上世界经济大恐慌时期,在垄断资本集团的打击下,他的企业被迫改为股份有限公司,最终于1934年底收盘而宣告破产。但是众所周知,这一时期乃至尔后的三年里,厦门大学的经费仍然依靠陈嘉庚先生的支持。就创办和维持厦门大学整整十六年(即私立时期)这件事来看,他是竭尽全力、超负荷地坚持过来的。
  爱国爱乡说起来是炎黄子孙的一种天性,古往今来亦不乏热心公益、捐资办学的实业家,然而像陈嘉庚先生那样倾“资”而“捐”者世所罕见,他一生为教育捐款的数额累计起来有几千万元,几乎相当于他“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积攒起来的全部财产。一个人在海外取得事业的成功本来就很不容易,成功之后把一切成果献给祖国、献给家乡、献给培养下一代的教育事业,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和献身精神!
  厦门大学自创办以来,虽几经磨难,但在校主及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艰苦创业,陈硕磨炼,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终将厦大办成了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的中国“南方之强”。陈嘉庚先生功不可没。
  二
  我一直渴望着能够一睹校主的丰采和亲聆教诲,这一愿望终于在我出国留学的途中得以实现。
  1937年秋,我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从上海启程奔赴伦敦,我乘坐的邮轮抵达途中的新加坡后停靠了两天,由于张述同学(厦大时的同届校友,毕业后即赴新谋职)的引荐,我在第二天上午到“怡和轩”(陈嘉庚的办事处兼住所)拜访了心仪已久的校主。
  张述事先已向他禀明我此行是赴英留学的,校主对此甚感欣慰,对我说了不少鼓励与鞭策的话。他希望我学成之后不要忘本,要回来好好报效祖国。我怀着崇敬的心情频频点头,并表示决不辜负校主的嘱托,请他老人家放心。
  我至今记得那次见面的日期是1937年8月26日,当时距陈嘉庚和各地侨领筹划成立“南侨总会”为时已不远,他吃、住和工作都在“怡和轩”,可见是很忙的。在这种时候,年逾花甲、德高望重的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乐于接受我这样一个素昧平生的小青年的拜访,足见他毫无大人物的架子而对来自故国故乡的学子充满关切和期望。令我深为感激的是,许多年以后,校生有一次回国,到厦大后还关切地问道:“怎么不见卢先生?”同事们忙告诉他说我出差 了。我和校主并无特殊的关系,在此之前也没有多少接触,他却能记住并如此关心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晚辈。
  第一次见面还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他反复谈论着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要,他是把“兴学育人”同民族振兴的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曾引起我长时期的思考:他为什么特别重视教育?
  今天,当我们谈论“科教兴国”的时候,我们明白“教育”和“科技”都是“兴国”的重要支柱,因为除教育之外,科技在我国也已取得相当大的发展,特别是后者已成了“第一生产力”,可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情形远非如此。由于中国在近代科学上的“空白”,逼得我们只能走出国门做西行取经的“唐僧”。像我这样在三十年代出国留学的大概属于第二代,第一、二代留学生的任务主要是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搬回来,回国以后主要是当“教书匠”,把“搬”回来的东西传授给自己的学生,传给下一代。就我个人而言,是到六十年代以后才有条件专心致志地从事和组织科学研究的。用历史的眼光看,陈嘉庚当年强调教育,实际上也就包括强调学习先进的科技知识,他认为“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这显然代表了那一时代最富有远见的中国进步人士的先进思想。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和校主有了较多的接触。
  1949年5月,他应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当时已接近全国解放,可是偏踞东南一隅的厦门尚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校主回国之前,我曾以厦大校友总会理事长的身份,致函邀请他老人家回国后顺便到厦门大学检查工作。此函后来刊登在当时的厦大校刊上,为此惹恼了当时的国民党厦门当局,以至把我列入了“黑名单”。
  我记得陈老先生应邀抵厦时,厦门市刚刚解放(10月17日)不久。那一天,他在“映雪楼”东膳厅为全校师生作了一场相当精彩的报告。当时汪德耀校长出国在外,主持报告会的是代理校长陈朝壁教授,他要我协助他做些工作,并要我一起上主席台。
  翌年(1950年),陈嘉庚即回国定居集美直到逝世,他把晚年的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了两校的建设。这一时期担任厦大校长的是王亚南教授,校长和校主之间,自然有许多面晤的时候,特别是为扩建校舍的事。可是因为陈嘉庚不会讲普通话,而王亚南听不懂闽南话,于是王校长便拉我居中当个翻译。后来有好几次,王校长干脆让我代表他本人与陈老先生直接联系。
  从这一时期(至1958年我奉调赴榕参加筹建福州大学为止)的接触以及耳闻目睹的大量事迹来看,陈嘉庚爱国之深切,兴学之诚毅,品格之高尚,确实无以伦比而感人至深!
  他一生创办了那么多学校,捐建了那么多校舍,但在他生前,他不允许在这些学校,哪怕是一座大楼镌上自己或他胞弟敬贤的名字。厦大早期有一座楼原以“敬贤”命名,为的是纪念曾为厦大的建设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而英年早逝的“二校主”,陈嘉庚知道后即予干涉制止,后来那楼名就改为“群贤”。在他看来,他兄弟二人的全部贡献,只是聊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不值得居功留名。今天我们在厦大见到的“敬贤楼”,乃是陈嘉庚逝世以后兴建和命名的……
  陈嘉庚先生在社会上传为美谈的事迹很多,有一件事尤其令人难以忘怀:解放后在陈嘉庚多次建议和奔走之下终于建成了鹰厦铁路,他应邀出席了在鹰潭举行的通车典礼。为了迎接陈嘉庚,当时的鹰潭市市长特地备了丰盛的宴席,可是在宴会上,陈老先生坐在那里没怎么吃,也不多说话,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市长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冒犯”了陈老先生?于是上前连连道歉。这时,熟悉陈嘉庚的人告诉市长:您要请陈老先生吃饭的话,最好就是给他上地瓜稀饭……这话听来令人难以置信,但陈老先生确实如此,他的生活一向十分简朴:居室很简单,陈设也很简陋;山珍海味似乎与他无缘,地瓜稀饭即是他一生的主食。他没有任何嗜好,烟茶酒从来不沾。他一生奉行的信条是:“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该用的钱,一分钱也不要浪费。”他请别人吃饭,也是极为简单。
  爱祖国,重气节,倾资兴学,不图名利,自奉俭朴,一切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根据、为依归……这一切并不带任何“新潮味”,却是臻于极境的懿德嘉行,是陈嘉庚留给下一代的极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永远垂范后世,永放光芒!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选自《回忆陈嘉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4~11页。